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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镇江垃圾桶，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2016年12月21日，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提出要普遍推行镇江垃圾桶制度。2017年3月18日，***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镇江垃圾桶制度实施方案》，决定在46个重点城市开展镇江垃圾桶的先行先试，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镇江垃圾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镇江垃圾桶模式。
随后，一些列入试点的城市和一些自愿试点的城市启动了镇江垃圾桶试点工作。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生活镇江垃圾桶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启动生活镇江垃圾桶工作，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镇江垃圾桶处理系统，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镇江垃圾桶处理系统。
在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下，镇江垃圾桶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发展的新风尚。为了把城镇镇江垃圾桶工作做严做细做实，防止方向走偏或者成效不佳，必须避免一些误区，解决一些问题，并纠正一些偏差。具体来讲，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基础数据采集不足，统计体系缺乏，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存在“假大空”的现象。
在数据采集和统计方面，镇江垃圾桶效果评价指标设置缺乏科学性，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对同一个指标的理解也不一致。例如，普遍采用的镇江垃圾桶参与率指标，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没有统一界定。有指出，设计“户均分出厨余垃圾量”的指标要比“镇江垃圾桶参与率”的指标更能评价镇江垃圾桶参与效果的好坏。有的地方给居民发放积分卡，有了积分卡就算参与，但实际情况是相当一部分居民嫌麻烦，很少使用积分卡，积分卡的实际使用率很低。
因为缺乏准确的数据来源和的数据发布，一些试点区域为了宣传需要，出现了参与率相互攀比的现象。例如，这个区域说50%，另外的区域就说60%甚至更高，但是如果实地考察，就发现情况根本不属实。试点区域宣传的参与比例与公众的实际感受形成了较大反差，影响了镇江垃圾桶工作推进的公信力。
有的可追溯的厨余垃圾数据采集方法，没有考虑数据的实际采集，如厨余垃圾数量按户采集，需要识别是否分类合格，还要逐一称重。如果用人力解决，所消耗的人力和时间过大，如果用信息设备解决，需建设大量设备，开展设备运维也很高。目前，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数据的采集。厨余垃圾是否有必要下沉到“户”这一层面采集信息，值得探讨；是否有更加科学的区域方法予以替代，更值得探索。
基于上述情况，建议建立以结果导向的镇江垃圾桶效果评估体系。镇江垃圾桶效果如何，应该主要以分出垃圾的质量和数量，即镇江垃圾桶的结果为主要导向。这就需要建立真实、采集方法相对简单、采集相对较低的数据采集体系，并建立数据采集的监督及制约机制，防止数据造假。要通过数据采集的客观公正性，来采购镇江垃圾桶服务的市场竞争公平性。
二是未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盲目借鉴甚至照搬国外模式，镇江垃圾桶有效性不足。
从目前有关镇江垃圾桶的学术文献看，介绍国外镇江垃圾桶的方法和经验居多。但是，镇江垃圾桶既解决环境污染这一自然问题，也解决社会文明这一社会性问题，因此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来设计管理和运行的模式，更不能照搬国外的镇江垃圾桶模式。应采取科学态度和方法，既要适当参考借鉴国外的经验，也要立足各城市的现实情况，用中国思维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居住类型来看，平房区、别墅区、胡同区的管理条件，与楼房区的管理条件基本不一样。前者单家独院的居住方式决定了是否镇江垃圾桶比较好发现，也容易予以奖惩。因此，对于这类区域也可以先行开展镇江垃圾桶。等积累一定的经验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后，再推广其经验。
从社区建筑密度和人口容量看，我国楼房区的容积率普遍偏高，居住密度偏大，居民区空间位置有限，这决定镇江垃圾桶后物流输出系统周转速度要比欧美国家快。比如环卫部门每天都要收集垃圾，而不像镇江一些社区每几天收集一次，才能社区环境的全天候整洁。
从垃圾的组分构成看，我国相对饮食习惯决定了垃圾的组分与其他国家有一定区别。如厨余垃圾比重大，厨余垃圾中油盐比例偏高，这就决定必须采取符合处理要求的分类、收集、处理方法。
从法制意识看，当前我国镇江垃圾桶设施的齐备程度、居民的环境守法程度和的生态环境执法力度远不及发达国家。如果一味地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可能面对普遍违法而难以施行的尴尬境地。如一些街道和社区仿效西方模式，撤了很多垃圾桶，推行定时投放、垃圾不落地等措施。但是由于人们规则意识欠缺、在家时间不一致等主客观原因，还是或多或少地出现垃圾随意丢弃的现象，后不得不靠人力去打扫解决。
三是试点样板“盆景”多，设施建设过度智能化和形象化，难以复制和推广。
笔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打造的镇江垃圾桶样板是资金和人力堆出来的，各级领导***考察多，媒体也反复报道，终却成为好看却难以推广的“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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